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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冷落的短篇小说创作(组图)

时间:2018-01-09 23:17 点击:
被冷落的短篇小说创作(组图) 短篇小说,短篇,作家,

漫画/李嘉

漫画/李嘉


刘庆邦(前排右)在煤矿基层体验生活。

刘庆邦(前排右)在煤矿基层体验生活。

青年作家郑小驴。

青年作家郑小驴。


  6月初,正值已故著名短篇小说作家林斤澜诞辰纪念日,以其命名的“林斤澜短篇小说奖”正式创办。该奖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与温州市政府共同主办。据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介绍,这个以短篇小说为对象的文学大奖,旨在奖励在汉语短篇小说写作中取得卓越成就的小说家以及表现出色的短篇小说新人。

  当下,“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在国内已属罕见。近些年来,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文学奖项专门奖掖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曾占据重要地位,但最近十几年却越来越边缘化,不再受到各界重视,陷入恶性循环的境地。那么,眼下短篇小说创作到底面临哪些困境,坚持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又有何想法呢?

  1 靠短篇小说扬名已成往事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可谓举足轻重。眼下国内众多著名作家,绝大多数是以短篇小说步入文坛。王蒙、刘心武、王安忆、刘震云、余华、刘庆邦、莫言、韩少功等人,莫不如此,最初都是靠写短篇小说闯出一片天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篇短篇小说问世,可以引起文坛轰动,甚至改变作者本人的生活轨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余华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十七岁出门远行》,只有四五千字的篇幅,但前辈作家王蒙为之叫好,文坛同行也一下子知道了余华这个新人。当时,余华还在浙江海盐当牙医,因为这么一个短篇,牙医撂下不当了,被调到文化馆工作。余华成名之后,逐渐成为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余华的特殊经历并非孤例。此前,黑龙江一位煤矿工人孙少山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八百米深处》,写的是煤矿工人困在井下自救的故事,获得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此后,他立即从“八百米深处”的煤矿被调到鲁迅文学奖作家班学习,随后又调到黑龙江省作协当了专业作家,个人命运就此改变。

  已经坚持短篇小说创作近四十年的刘庆邦被誉为“短篇小说王”。回忆起当初写短篇小说成名的经历,他不胜唏嘘。1988年,他在《北京文学》上发表短篇《走窑汉》,远在上海的作家王安忆读到了,马上推荐给批评家程德培,后者随即写了一篇评论发在报纸上力荐。其时,《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不仅把刘庆邦引荐给老作家汪增祺认识,还鼓励他,以后写多少短篇就发表多少短篇。

  “当时写一个短篇就引起那么多人的重视,作家同行、评论家、文学前辈都很重视,让我特别感动,这对年轻作家来说,能起到很大的鼓励作用。”刘庆邦动情地说。“文革”结束后,文学能量大爆发,首先就是通过短篇小说传递出来的,其时大家有长期积累的情绪需要表达,而短篇小说出手快,适合情感的迅速喷发。

  现在文坛已没有这种氛围,一个作家发表一个短篇,如石沉大海般引不起丝毫反响。连孙少山也早就不写短篇,改写随笔去了。“他觉得写短篇没人看,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为什么非要有人看有人叫好才写?但他还是不想写,挺可惜的!”刘庆邦感慨。对于年轻的80后作家来说,余华、孙少山的成名经历更像天方夜谭。“小说在杂志上发表出来,听不到任何反馈的声音,心里挺难受的。”80后作家郑小驴说,有一次仅仅因为一位大学老师托朋友向他转达了一点读后感,他就觉得非常感动,兴奋了好一阵子。

  2 短篇创作投入多稿费太少

  短篇小说的篇幅较短,一般在两万字以内。而篇幅虽短,想写好却不容易。“短篇体现的是慢的艺术,符合文学的纯粹性,语言、结构都非常讲究。可以说,写短篇吃力不讨好,偷不得懒,玩不了花活。”刘庆邦介绍,自己写一个短篇,每篇一般在一万字左右,要写十来天。短篇创作还须具备大量的生活积累,生活体验多了才有素材和灵感。

  为了写好煤矿题材的短篇小说,刘庆邦每年都要去基层煤矿生活,寻找创作素材,付出的心血极大。“我每次到矿区,不能大队人马一起去,而是一个人到一个地方蹲下来,住矿工宿舍、到食堂排队买饭,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放不下身段。”他说,有一次去河北一个煤矿深入蹲点,回来后写了好几个短篇。现在,像他这样艰苦体验生活的作家已经极为少见了。

  70后作家徐则臣也坚持创作短篇小说很多年,用他的话说,写短篇非常耗费精力。“我写一个短篇,可能写的时候花费时间不长,但经常是一个故事在脑子里转了好几年,不断完善,几年后才写出来。”他坦率地说,短篇小说的文字要求十分精炼,不能遮丑,就像一个人的脸上即便有一颗痣也会被人一眼看出来。

  与徐则臣相似,70后作家阿乙也写过不少短篇小说,而且写得很慢。“我周一到周五要上班,早出晚归,没办法写作。我写作时对时间的要求很奢侈,需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写两千字,反复打磨。”阿乙说,自己一般在周末写作,一周也就写两三千字,一个月才能积累一万字左右。

  虽然写短篇付出很多,但与作家收获却严重不成正比,稿费低得可怜。“稿费还是按字数计算,一个短篇也就几百到一千多元,我现在一年一般也就写七八个短篇,稿费都能算出来。”刘庆邦感叹,短篇的稿费太低,作家光靠稿费没办法谋生。“我写一个短篇要花半个月,一年能写十个短篇就不错了,加起来也就十万字,按照字数计算稿费,与投入相比太不划算。”徐则臣大吐苦水。

  《人民文学》副主编宁小龄也为写短篇的作家叫苦,认为目前短篇稿酬制度明显有缺陷。“我们对短篇太不重视,短篇稿酬应该按篇数来算,不应该按字数计算。即便按字数计算,短篇的千字稿酬也应该高于中长篇,但现在依照的是同一标准。”他抱怨道,短篇小说的创作难度大,作家的收入却很低,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想靠写短篇小说来养活自己太不现实,必须有其他工作挣钱。”郑小驴戏称,为了“曲线救国”,除了在一家杂志当编辑之外,他还给多家报纸写专栏,一篇千字专栏文章能有五六百元稿费,比写短篇高多了。他要供房、结婚,生活压力很大,如今只能勉强维持下去。而前几年还与他一起写短篇小说的朋友,已经集体放弃写作,干其他行当去了。

  3 写短篇远不如长篇有利可图

  除了稿费过低之外,短篇小说在文学期刊上所处的位置也十分尴尬。过去,短篇小说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数量多,还经常位居头条的醒目位置。现在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期刊都主打中长篇,因为发表中长篇容易被转载,读者也爱看中长篇。对一家原创杂志来说,这是影响力的一种表现。”徐则臣也是一名编辑,他认为,杂志厚此薄彼,导致短篇小说变成了杂志的边角料,很难引起读者关注。

  跟短篇小说相比,写中长篇,稿费要高得多,特别是长篇,已经形成了一条利益链条。“出版一个短篇小说集,要积累好几年,字数可能和一个长篇小说差不多,但一个长篇的稿费要比一个短篇小说集高出四五倍。”刘庆邦以自己为例,自己写的几部长篇小说出书很容易,往往还没写完,出版社就争先恐后要跟他预约出版。

  而一个知名度还不够的年轻作家,想出一个短篇小说集就更困难了。已经写了六七十个短篇的徐则臣真诚地说,自己出版了好几本小说,但特别想出一个纯粹的短篇小说集,然而,出版社从市场角度考虑,非要加入中篇小说,使得他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在一家图书出版公司做编辑的阿乙也无奈地说,现在的读者喜欢看长篇,不太喜欢看短篇小说,出版社不过是读者的仆人。但出版社一味只为牟利,过分迎合读者,不是在传播理想主义,简直是在给读者做足疗。

  “现在写长篇不仅出书很容易,还可以参与各种文学评奖,还有机会改编成影视剧,有各种潜在的利益。”刘庆邦举例,现在作协推出的重点题材扶持项目,主要都是长篇小说,没有短篇小说的份儿。他每年都要参加很多作品研讨会,大多是研讨长篇小说,有关短篇小说的研讨,这些年来已闻所未闻。

  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稳定在每年3000部左右,可谓形势一片大好。奖励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也把奖金提升到了50万元,更令短篇小说奖望尘莫及。曾经以短篇小说成名的作家如莫言、刘震云、余华等人,早已不写短篇,专攻长篇小说去了。“他们成名之后都去写长篇,每过两年出一个长篇,却看不到短篇。”宁小龄说,现在,杂志想约名家的短篇十分困难,因为他们基本不写。

  在当今作家眼里,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心态,就是一个作家似乎只有写了长篇才能进入文学殿堂。“好像你只有写了长篇小说,才显得有分量,批评家才有兴趣去评论。”徐则臣说,要是你只写短篇小说,总给人水准不够高的感觉,导致作家纷纷去写长篇。过去鲁迅、沈从文、汪曾祺仅靠短篇小说就可以步入文学大师的行列,这种例子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4 不练短篇基本功会害了作家

  “写短篇小说只能饿死,写长篇还可以谋生,也就使得写短篇的作者少了,短篇小说的整体质量也不如从前了。”宁小龄介绍,如今写短篇的,大多是一些业余作者,作品质量大多不高,文学杂志想找到好短篇,难度越来越大。每年《人民文学》在盘点年度作品时,发现要挑选出优秀短篇就比较困难,而挑选优秀的中长篇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事实上,大多数年轻的80后作家为了市场和生计着想,一出手就是长篇,压根儿就跳过了写短篇的练笔阶段。“很多作家也是投机分子,过于追求效益,有可能害了自己。如果不是天才,跳过短篇训练阶段,肯定对作家的创作有影响。”徐则臣认为,如果短篇写得好,有利于培养作家的文笔和艺术表现力,也更有利于长篇创作。否则,一个作家写起长篇来就很容易出现“水货”,语言上容易粗糙泛滥。

  徐则臣目前也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长篇小说创作上,但他强调每年自己还会写短篇。“通过写短篇来时时提醒自己,写作要追求精粹的艺术。就像你即使唱流行歌曲,也要练习美声一样。”他说,现在写短篇,不在乎有多少读者和稿酬,只要能得到同行朋友的良好评价,自己就满足了。

  凭借短篇小说集《灰故事》获得文坛认可,阿乙也开始计划写长篇。他计划头三年写短篇,中三年写中篇,后五年写长篇,如此递进发展。“我觉得写好短篇才能进行中篇,就像游戏里过关,要一步步往前走。”他直言,写短篇给自己带来一些终身写作原则,就是简洁克制、注重动作描写、注重场景及注重戏剧化冲突,不想有一句废话。而郑小驴也坦言,自己写短篇先练好基本功,准备充分了以后才去写长篇。

  相对于大家对短篇小说现状的悲观,刘庆邦却看得更加淡然。“写东西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不愿意写的就不写,愿意写长篇的就写长篇,坚持写短篇的都是出于对文学的真正热爱。”他说,写短篇的名和利少了,善于政术、投机取巧的人就不会写短篇,短篇反而离艺术更近了。他觉得现在对短篇创作而言是一个机遇,短篇的语言、技巧都比过去有所提升,只是不受重视罢了。

  刘庆邦已经写了大约两百个短篇小说,过去以煤矿和农村题材为主,如今他要尝试着写城市题材,准备写一系列以外地保姆在北京为题材的短篇。谈及短篇小说的未来,他动情地说:“坚持短篇小说写作需要有五种精神,即对纯文学艺术的不懈追求精神,勇于和市场化、商业化对抗的精神,耐心在细节上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精神,追求语言韵味的精神和知难而进的精神。”

  记者观察

  艺术的魅力或在于“难”

  “明明知道写短篇很困难,你还要迎难而上,艺术有时因为困难重重,才值得去追求。短篇的魅力也许就在于‘难’。”采访中,刘庆邦轻描淡写地抛出这几句话,却足以让人心头一震,话里包含着一个作家数十年持之以恒写作短篇小说的心得体会。真正的文学艺术,总是火中取栗得来的,在困境和难度中诞生。那种左右逢源、乘胜追击式的轻松创作,丧失了艺术创造的难度,又怎能领略克服困难之后更上一层的大欢喜?

  短篇小说从曾经的辉煌夺目,坠落到如今少人问津的困难处境,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已经从社会关注的焦点,滑向边缘的位置,不可能再像此前那样吸引大众的眼球。其时市场经济的兴起,要求一切物品都必须商品化,明码标价,批量出售。精神产品,同样如此。不能迅速、直接转化为货币的产品,不再有人青睐,成为所谓的无用之物。长篇小说因其故事性强,能够顺利实现商品化,带来可观的码洋和利润。短篇小说和诗歌就不同了,由于很难满足大众对故事的消费习惯,也就很难转化为高利润的商品,只能被市场打入冷宫。

  从某种意义上讲,短篇小说本身便具有反市场化的特质,它所追求的是纯粹的语言艺术、精妙的结构,在有限的篇幅内匠心独运。短篇小说虽然也有一定的故事性,但重点不在于此,往往一个短篇终了,给读者更多的还是想象空间,可谓言已尽而意无穷。比如,短篇小说特别重视结尾,可以说结尾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一个短篇的成败,几乎取决于结尾部分。要画好这个点睛之笔,作家往往煞费苦心,竭尽全力才能避免落入俗套。这种创作的难度很大,缺乏艺术追求的作者往往是写不好的。而今天流行快餐式阅读,又有多少读者愿意用心去领会短篇的意味呢?


  对当下写短篇小说的作者来说,既有创作上的困难,更有现实生存的困难,考验变得如此直接、冷酷。跟过去的年代相比,这也许不是一个写短篇的好年代,毕竟没有名利的推动,短篇小说对很多人来说很容易丧失吸引力。但这也不能说是个写短篇小说的坏年代,今天作者遇到的生存压力,此前很多小说大师都曾遇到过。昔日,乔伊斯寓居伦敦,写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何尝不是穷困潦倒。美国作家雷蒙德·卡弗以毕生精力创作短篇小说,为了维持生计,他先后从事过十余种工作。他们都在困境中写出了精湛绝伦的经典之作,在短篇小说领域独树一帜。

  当然,创作者只有对艺术保持敬畏之心,战胜各种困难,才能写出高品质的作品。但外部环境也应该为作者尽量创造更好的条件,不能对他们的生存状况熟视无睹,任凭其自生自灭。出版社、期刊能否不那么功利,为发表、传播短篇小说尽一己之力呢?政府相关部门和各级作协,能否对短篇创作更重视一点,能否在评奖、作品扶持上,向短篇小说倾斜?作家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也需要来自外部的鼓励和支持。

net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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