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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民国知识分子之梦(组图)

时间:2018-07-04 02:47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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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为这期特刊画的封面,他的梦是: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地球仪上中国的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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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应征漫画《母新的梦》:做母亲的梦想着像吹面人似的把小孩子一下子吹成大人好去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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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驿站

  傅国涌

  壹

  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

  第一次集体“做梦”

  1932年11月1日,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四百多封征稿信,主编胡愈之在信中说:

  “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天狮娱乐平台,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东方杂志》发起的“于1933年新年大家做一回好梦”,旨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

  (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

  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丰子恺为这期特刊画了封面和另外四个梦),其中包括了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茅盾、俞平伯、郁达夫、张申府、陈翰笙、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顾颉刚、章乃器、周作人、杨杏佛、林语堂、夏丏尊、叶圣陶等大批人们所熟知的知识分子

  在12月5日之后收到的“梦想”包括了梁漱溟和朱自清,他们的三个“梦想”刊登在《东方杂志》1933年第二期的“梦想补遗”。

  在中国历史上,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还是第一次。这247个梦想为20世纪留下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

  贰 “大同梦”远多于“法制梦”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梦想“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这些都只是特例,不是普遍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梦想的中国”乃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一个“大同”社会:

  柳亚子的梦是一个“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

  郁达夫描画的“乌托邦”:“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中华书局编辑周宪文说得更细:“那里没有法律,也没有军警,可是国民从无争执,国里没有货币,没有工资,可是国民都很勤力。”

  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姜解生梦想“全国的人民都住在庄严伟大的公共住宅。他们底工作每天只有四小时或六小时。等到全国的电钟放出了上工的声号,他们已一秒钟不差地到达各人群底工作地点。”

  尽管这些“梦”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切地憧憬着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大同社会。

  古老的大同空想根植于中国文化深处,没有经历过类似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洗礼,生活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依然只能沉醉其中,不会想象出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就像《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的梦所说的“我以为政治制度是没有关系的,问题完全是在人,在人。”所以如实业家穆藕初那样梦想“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的“法治梦”竟然寥寥无几

  《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梦想着“应许言论绝对自由,决不讳疾言医。”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如果政府是不得已的……他至少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现在我们往往因为讲话,触犯了‘我们的政府禁律。

  《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的“梦”比较实在,他说:“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读者金丁的梦想则是“人人都能享受香水汽车电灯跳舞书报”。

  叁 有人直言“我没有梦想”

  亦有不少做梦者,包括身居高位的,借说“梦”对当政者作了极为尖锐的批评。外交部长罗文干梦想着“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贪钱”,梦想“永远做太平盛世的国民”。

  上海银行张水淇梦想未来的中国“……没有靠了枪杆压迫无武装的人民贡其膏血的英雄。……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公意一决,个人不拿阴谋鬼计来破坏。”

  林语堂以“我不做梦”的口吻对现实作了一番并不“幽默”的批判。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虽然他同时也希望“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人,也不被人掠夺。”小说家老舍说:“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

  也有人不相信梦想,更有人直言自己没有梦想,俞平伯说:“我没有梦想。”孙伏园说:“只有回忆没有梦想!”茅盾说:“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调查所主任陶孟和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

  有人甚至做着“开明专制”梦、“独裁”梦,俞平伯在“未来中国是怎样”一问中说:“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中国历史上当得起这个名字而无愧色的只有秦政。然而他是失败了。”读者孙伯鲁梦想一个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

  在一百多个“个人生活”的“梦想”中,缺乏的是公民梦,唯有楼适夷一个人梦想“做一个未来中国的公民,为着这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而尽我所能尽的力量,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享受。”肆

  而说得最多的梦就是那永远不灭的田园梦

  作家章衣萍梦想“回到山里去砍柴,或者耕田都好。”施蛰存“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银行家俞寰澄也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教育部科长吴研因梦想“和夫人去乡村办小学。”

  鲁迅的清醒

  说梦者当中没有鲁迅,1933年元旦,他在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当天,就写下了《听说梦》一文。这位什么也不相信的清醒者说:“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中之真。”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天狮娱乐,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


  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梦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使他们很少愿意去梦想费事的、烦琐的法治,对做公民的兴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隐士的志趣却千年不灭,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普遍向往着大同世界,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毕其功于一役。殊不知人类文明的每一进步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如果他们多一点法治之梦,多一点公民之梦,“梦”才有可能不再是梦。

  说实话,当年这些“做梦”者大部分是身体走进了现代,脑袋还留在古代,所以难有独立的现代人格。无论如何,那总是一个有过梦想的年头。

  傅国涌

net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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